外国资本侵入中国，促使中国发生了内部变革。这就是说，中国社会内部本已具备出现变革的先决条件。这个先决条件就是中国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取得的高度发展。

清朝统治期间，人们也开始种植其他经济作物：烟草、大豆、花生、鸦片。这种粗放农业要是有技术和机器相助的话，人们定能更有效地广泛种植其中的一些作物。然而，农学家们并未改良设备，而是通过增加家庭劳动力的投入，来达到增产的目的。于是，增产靠的便是农民个人的体力。鉴于劳动力决定生产力，所以每个家庭的耕种面积都是有限的。养活一个五口之家需要四英亩田地。一个家庭要想摆脱勉强糊口的现状，就得在现有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然后用剩余利润购买更多土地，以达到最佳土地配比，让所有现存劳动力都有适量土地可以耕种（比如，清初便有很多未耕之地，所以很多家庭都采取了上述做法）。因此，一个五口之家大约需要二十五英亩土地。

早在革命之前，人们就开始厌恶和痛恨放债者。但在帝制晚期，他们的出现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农民别无选择，只能求助于当铺老板。当然，他们无法掌控的外部因素，也是促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人们只能焚香祷告，杀猪宰羊，祈求上天赐雨。在生存环境丝毫不受重视的年代，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便是大自然。

一旦降雨，暴涨的河水就会冲过堤坝，冲向下方的平原，寻求新的入海口。每每此时，黄河便有可能改道数百英里，淹没沿途所有省份。

华北的叛乱已如此处的平原和河谷般广阔。骑马的叛军可以轻松穿越所有省份，极难控制和镇压。然而，洪水退去，或新王朝承诺的和平到来之时，农民们又会重返村庄，再次耕种曾经被遗弃的土地。

免除徭役是士绅的特权之一。此外，士绅的政治影响力往往也意味着他们的土地可以免缴地产税。因此，随着免税的领地越来越多，自耕农身上的负担也越来越重。于是，缴不起赋税的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将土地转让给更有影响力的地主和士绅，并成为后者的农奴或佃农。

公有财产的数量庞大是华南分配不均的原因之一。富有的宗族在由族长掌管的信托和地产业上投资巨大。为了赚取收入支持家族仪式、福利和教育，他们也会购置土地和当铺。士绅开办的慈善机构、乡村联盟（乡约）、水利局，甚至秘密的会社等，让华南的乡村社会显得比北方的复杂得多。

整个帝制晚期，有序与无序、耕种与反叛这两种状态，一直都在全中国农民身上交替上演。只要自然资源足够维持人类生存，农村就会趋于稳定。然而，持续增长的人口终究打破了这种平衡。16世纪后，葡萄牙和西班牙水手将他们在美洲发现的作物——玉米、番薯、爱尔兰马铃薯和玉米——介绍给中国人，更是加剧了上述情况。这些新作物在以前从未耕种过的沙土地和干旱的山坡上茁壮成长。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中国耕地面积翻倍，人口几乎翻了三倍，从一亿五千万增长到四亿三千万。连人烟稀少的长江上游地区，也有人安家落户。数百万南方人移居海外，更多的北方人则融入了满洲。尽管如此，人口的压力依然持续增加。到18世纪70年代，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超出土地的承受能力。1796年，白莲教起义爆发。尽管这场起义以失败告终，但它只是一系列大叛乱的开端。这些叛乱将动摇王朝根基，打破农民与士绅之间自古以来的和谐局面。

中央政府通过控制科举考试的内容、考试频率和考试难度，来达到控制这群精英的意识形态、才能及其规模的目的。

清朝，“士”已被宽泛地用于描述未必是“绅”（有功名者）的地方精英领袖。知县的手册里将其定义为“四民之首”，并点出其职责在于“劝服百姓听从官方教谕”。作为“士”的士绅不仅是政府的产物，也因为基于财富、教育、权利和影响力的地方声望，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立地位。

一个贫农或许不可能突然跃升至社会顶层，但一个有野心、小有积蓄、不乏才子的农民家庭通过不断努力，却可以先积累更多土地，继而进入贸易和典当业，跻身下层士绅阶层。或许在未来的某一代子孙手中，这个家庭甚至能进入管理帝国的士大夫精英阶层。

这些往往相当于敲诈勒索的违法行为让当时的很多观察者确信，生员已经背离了儒家“家长制士绅”的理想。晚明和清朝时期，官方和民间都大肆呼吁士绅的节操。尽管在中国许多地区，没有正式职业的阶级都是农村的苦难根源，但上述劝诫行为，的确有助于抑制生员的贪污。当然，朝廷可以通过调节取士名额来缩小下层士绅规模，但这种危险的做法可能会令数百万“有志者”希望破灭，进而动摇国本。因此，政治评论家们要么在呼吁文人道德复兴的同时，继续谴责政治规范的衰退，要么就是将上层士绅的理想行为和生员的贪赃枉法之举严格区分开来。

中央政府得以继续保存，平衡得以维系的原因很简单：作为关键集团的上层士绅从未获得财政独立和兵权。毫无疑问，虽然士绅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蓬勃发展，但这是以牺牲政治独立为代价的。

即便纺织业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长江下游地区，在纺织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依旧是个体农户。因此，整个棉纺织业的基础，就是庞大的、由市场机制协调的附属劳动力。而此处的市场机制，完全取决于不直接参与生产的商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的需求比技术进步重要得多，所以熟练的经商手腕取代了有效管理。此外，棉花批发商远离生产第一线，所以基本不知道布匹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即便兼营批发的制造商，也因为中盘商的缘故，无法接触到实际的棉花生产过程。17世纪，苏州有七十位主要经销商以固定价格向劳工承包商购买布匹，而非自己雇用工匠织布。如此一来，商人们满足于按市场机制调整价格所带来的丰厚利润，根本没有提升技术的意识。因此，中国的商人或许能跻身世界一流商人的行列，却永远成不了大资本家。

明清的商业成功，并没有自动为商人带来社会保障。财富可以买来政治影响力，却永远无法让官员俯首帖耳。

在官员们眼中，这些城市的中心是不利于社会秩序的流氓无产阶级的温床。到了清代，城市里似乎随处可见秘密会社的恶棍、妓院老鸨、赌徒乃至市井无赖。他们聚众喧哗，象征着一种新的、与经济稳定的重农主义理念格格不入的商业文明。因此，当局煞费苦心地维持着对城市的控制权。城市行政依然归于中央官僚体系中，并未发展出市政机关之类的机构。直到20世纪初年，商人依然无法在其经商的城市获得任何形式的政治自治权。

到1730年，所有水商与场商都被纳入五位首席盐商（即“总商”）的庇护之下。总商同意承担行业内的主要风险，以换取最大的利润。

清朝的皇帝经常忽视盐运使无法完成规定税额的过失，却无法容忍自己的私库收入减少。为了保住项上人头，历任盐运使无不小心翼翼，唯恐激起商人过多的愤懑。因此，官员与商业利益的密切关系，就是官僚资本主义的核心。这个局外人眼中或许充斥着任意征税和随意贿赂的腐败系统，其实是受不成文的规则和经济现状制约的，实际上运作良好、规则微妙的非正式官-商机制。

商人接受官绅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也有可能进入精英阶层。有机会购买低阶功名，科考的开放，加上出身低微的人再也不必面对无法逾越的贵族秩序。

商人既然可以如此轻易地进入精英阶层，他们就没有推翻儒家等级制度的动力，也没有联合其他资产阶级同业，共同提高其社会地位的志向。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资产阶级的一员。因为可以轻易地以个人名义进入他们梦寐以求的士绅阶层，所以这些商人既缺乏从意识形态上证明自己的动机，更无法得到启发，构想出一种类似加尔文主义的中国式道德规范。

“过去”就像一副重担，压在“现在”的肩上。18世纪，行径古怪的文人们虽作风狂放，却只是通过颠覆传统来表达自己的创新性。换句话说，他们找不到一种新的、属于自己的绘画语言。也许，他们愚钝粗鄙的赞助者会通过将其限制在高雅文化的幻影中，来阻碍他们的创新。毕竟，培养自己迎合画家品味的，是身为资产阶级的买家。然而，扬州艺术家们取得文化优越感付出的代价，仍旧是不断地重复。所以，他们的画作无论多么有独创性，也跳不出宋、元、明的绘画主题。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所有文化的抱负归根结底不仅都与政治有关，还专注于权力顶峰的那张宝座。正如商人，无论多么富有，都会渴望跻身士绅之列。文人亦是如此，无论多么锐意创新，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在京城为皇帝效命。

官僚体系因为缺乏制度性的制衡，历史上的各个朝代只能倚靠儒家的行为规范，即依赖官员们的自制力。如果人君是道德典范，那官员们就有可能效仿。但若君主失德，纵容群小索贿弄权，臣僚便有可能失去自制力，像他们的君主一样，牺牲百姓福祉，谋取私利。如果腐败太过严重，导致税收不公或河工荒废，农民叛乱就会随之而来，为新朝代的诞生和接掌天命创造条件。

农民越饥饿难当、苦痛连连，就越容易相信人类已经如预言所说，即将经历住劫末期的艰难时世，从而对新乐园时期的渴望也会更加强烈。

集市上或许会有人说，他在几个村庄开外的地方，看见蒙着黑头巾的土匪将农民们殴打致死。另一个农民或许会坚称，虽然这里看不见，但翻过最近的山头，就会发现全副武装的民兵正在屠杀百姓。越来越焦虑的农民们很快便会武装起来，蜂拥而起，攻击陌生人和士绅家庭。但与此同时，尽管叛乱难以控制，依然会有人渴望之前那种可以预测的秩序。白莲教这类运动的吸引力，或许甚至可能来源于他们对秩序的承诺。要知道，这种秩序在庶民社会中，早已荡然无存。

私盐贩子、海盗、拦路抢劫的强盗、绑架勒索犯、拳师武棍和绿林好汉等各种亡命之徒，都被白话文学和戏剧美化了。

八旗的形成表明：牛录这样的松散联盟，已逐渐变为在爱新觉罗贵族们统治下，组织有序、等级森严的军队。这种从氏族到军事政体的发展，并非边境的新鲜事物，而是游牧民族的部族组织与汉族官僚体系长期交流融合的产物。中国的分而治之政策早已把部落首领制和官僚制度混在一起：可汗与部落长老既是部落首领，又是帝国官员。他们利用朝廷赋予的军事头衔，维持其临时政权的长治久安。因此，这种边境地带中形成的胡汉混血统治模式，不论属于哪一边，都具有明显的军事封建主义倾向，且都能从边境双方汲取动力。正如明朝的边境官员企图组建私兵一样，那些采取官僚架构组织管理部落的首领，也想成为一名世袭贵族。

满洲人官员在觐见或奏对皇帝时，必须自称“奴才”，汉官面圣时，却有自称为“臣”的资格。这些举措表明，多尔衮已经认识到满洲人要想占领北京，除军事支持外，还得有一个忠诚的文官政府体系。

其他一些贝勒认为，多尔衮热衷于汉化清廷的做法是对满族文化的背叛。这些皇亲贵戚依然记得以前的部落仇杀、满洲的封地和汉人奴隶，本能地希望继续越过长城，劫掠中国内地，任明朝自生自灭。每多一样永久性的汉人事务，都意味着一种长久以来适应良好的贵族生活方式走到尽头。

多尔衮派人到满洲迎接顺治皇帝时，所有人都坚信满洲人会常驻此地，却无人料到清朝对北京的占领，竟会长达二百六十八年。

和康熙一样，雍正亦十分勤勉，并延续了父亲万事亲力亲为的做法。数卷《雍正朱批谕旨》证明，即便最微不足道的事，他也极为关心。任何事都有可能引起他的注意：对某个小囚的审讯、某地的税务纠纷、粮价涨跌或某县佐理官员贪污的传闻等。雍正一旦涉入某事，定会不屈不挠地坚持到底。奏折的页边上满是他的朱批：有威吓、有叱责、有劝诱、有赞扬，也有批评。

1793年，乔治·马嘎尔尼爵士率使团来到中国，为乔治三世向乾隆呈上了最好的礼物：武利亚米钟（自走机械吊钟）、地球仪、太阳仪、一座精巧的行星仪和最好的韦奇伍德瓷器。然而，这些东西与乾隆已有的藏品相比，几乎都显得鄙俗不堪。

本想成为后世典范的乾隆，却囿于汉人圣君形象，反而忘了自己满洲人祖先曾面临过的严酷现实。在践行理想的儒家文人形象的过程中，乾隆却不慎为其他满族精英树立起了一个“文化互渗”的典范。这些满族精英忘记自己语言的速度，几乎跟他们丧失华北土地的速度一样快。乾隆虽有意把汉人和满洲人分开，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却在不可避免地推进满汉融合的进程。18世纪晚期，满洲人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而19世纪危机终于爆发之际，事实才证明旗人已经到了无用至极的境地。乾隆的后代因缺乏满洲人的英勇气概，只得仰赖汉人督抚。

收到洪任辉的请愿书后，乾隆被这种夷狄的莽撞无礼惊得目瞪口呆。因为文言文书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形式。对此，满洲人的感受比任何人都来得深刻。因此，他们一直都禁止外国人学习文言文。此外，直奏皇帝也是高级官员小心看护的一项特权。未得到皇帝允许的请愿，只能证明这些夷狄有多么不了解维持上层人士和下层平民之间适当关系的必要性。结果，乾隆下令流放洪任辉，处死他的中文塾师，审讯负责担保的公行商人，并将英国未来的所有贸易都限制在广州这一个港口。

马嘎尔尼使团的表现令人大失所望。马嘎尔尼和中国东道主之间的大部分争论，都停留在礼仪上。清朝官员坚持认为，英国大使必须向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属国之礼。马嘎尔尼认为这是中国人将英国人视为卑下夷人的偏见之举，极大地贬低了乔治三世的使者。马嘎尔尼同意行单膝下跪礼后，协议才终于达成。但此时双方都已筋疲力尽，所以其他议题都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1816年，英国派阿美士德使团再次来到清廷。他的使团取得的进展，甚至还不如马嘎尔尼的使团。关于叩头的争论变得异常激烈，以至于阿美士德根本没有见到嘉庆皇帝，便离开了北京。该事件表明，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困境似乎已毫无解除的可能。而且，他们简直无力再承担装运与出港的费用。到19世纪早期，该公司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发生了改变。此时，要想让他们撤出广州贸易，几乎已是不可能的了。

如此庞大的毒品交易量，更加深了中国人对这些夷狄的偏见。鸦片波及的范围着实令人震惊。尽管无法知道确切的烟民数量，但1820年，仅苏州就有十万名瘾君子。不论真实的数据是多少，当时吸食鸦片已成为一种极为常见的恶习。城市中，到处都是有钱有闲的烟民：下层士绅、衙门胥吏，甚至包括公门捕快和士兵。中国与西方日益密切的商业往来让中国的士大夫们警醒，令他们为基督教贴上了野蛮人的毒物的标签，并认为该教会从精神上危害中国。如今，基督教的威胁似乎因为鸦片而具体起来。除此之外，人们甚至也认为外国人就是用鸦片来削弱中国人，以便实现征服的目的。

当时的中国经济学家们认为，对外贸易逆差导致白银短缺，因此中国的白银就越来越贵。随着汇率的变化，一千五百，甚至一千六百文铜钱才能兑换一盎司白银。这意味着要完成之前的税收定额，农民就要多缴纳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的铜钱。因此，人们认为鸦片让中国失去的东西，远远不止瘾君子们的健康，它还日益蚕食了整个社会的农业基础。

要想断其根本，只能切断国外的鸦片供应。即便需要逮捕西方商人，引发武力对抗，也在所不惜。有了这个念头的道光皇帝终于在1838年12月，派国内最有才干的官员之一——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州禁烟，并命他为全权代表，可以在禁烟过程中，下达一切他认为必要的命令。林则徐辞别皇帝南下之时，他们都没料到这一决定意味着战争的来临。

对为了争夺欧洲市场，与德国竞争者斗争激烈的中部制造商们来说，中国似乎能提供无限商机。英国的自由贸易商们热切地期待那四亿顾客带来的购买量，肯定足够曼彻斯特的织布机一刻不停地转上几十年。显然，他们并未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向来都是自给自足的。对庞大消费群的畅想激励自由贸易者们催促英国政府打破广州的关税壁垒，为他们打开进入这一巨大潜力市场的道路。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在道德层面引起的狂热，程度丝毫不亚于林则徐对鸦片贸易的憎恶之情。

尽管英军长驱直入的步伐并非完全畅通无阻，但清军不仅军事装备锈迹斑斑，武器和士兵也无法与英国的击发式毛瑟枪、密集队形、重型火炮和明轮炮艇抗衡。

即便鸦片战争后，中国仍采取过去千年来处理华夏与蛮夷事务的老一套做法来从事外交。

大学士倭仁之类的保守派认为，认真学习西方技术会危及中国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如果鼓励科学家和士兵负责帝国的防御，那墨守儒家仪式者和士大夫们又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必须要在传统学说与西方学科间做出选择时，倭仁之类的人显然会舍弃军事实力，支持相对不变的防御态度。而且，这些人的影响力足以延缓中国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脚步，最终导致即便反抗，也为时已晚的局面。

他的一个兄弟无意中发现书架上那些传播基督教义的小册子，并将它们拿给洪秀全阅读。后者读得越多，受到的启发越大。接着，他突然对梦境中的那些元素豁然开朗。那位黑袍老者不是别人，正是上帝——他的父亲。而他洪秀全本人，则是耶稣的幼弟，手持降魔剑，被派到人间，在中国实现基督教的“再兴”。

换句话说，太平军一旦停下来，就得向华中地区顽固的乡村社会妥协，即：向在非正式的地方政府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当地名流妥协。

太平天国地方行政的矛盾之处就在于：一方面，这场直接针对儒家士绅的运动发展到最后，却演变成支持他们的地方霸权；另一方面，本为公有制的土地制度，最后却让私营部门受益，且情况比大清政府更严重。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渴望获得税收，对士绅经济挪用公款造成的危害，认识却还不如地方官员深刻。讽刺的是，他们允许士绅进入地方政府的情况，竟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因此，与其说新社会同化了旧社会，不如说它其实是被后者同化。

庚申至甲子五年中，民不得耕种，粮绝，山中藜藿薇蕨都尽，人相食，而瘟疫起矣。其时尸骸枕藉，道路荆榛，几数十里无人烟。州民户口旧有三十余万，贼去时，遗黎六千有奇，此生民以来未有之奇祸也。

虽然带着遗憾和悲伤写下这些文字，但我再重复一遍，这么做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这一坚决而极端的行为，给中国政府的心脏地带一记重击。虽然牺牲的都是最古老、最美丽的事物，但这一切都给了最忠诚、最诚实和最英勇的士兵。这个代价并不高，一点都不高！任何一位勇士的牺牲，都抵得过所有珍宝。虽然一切都过去了，但我还是难以释怀。虽然我很喜欢徜徉在那些回忆里，在心中一遍遍地描摹那些美景，我还是无法为您描述出来。我想，一个人必须集诗人、画家、历史学家、艺术品鉴赏家及汉学家于一身，才能为您描画出圆明园之万一。而上述才能，我是一个都不具备的。但有生之年，我一想起美与品味、技艺与古董，眼前就会无法控制地出现这里的美景和宫殿，并对这一让它们灰飞烟灭的严厉而必要之举，遗憾不已。

左宗棠坚持认为，中国不能冒失去这一战略要地的险。因此，他接二连三地申请军费。如若不然，这些钱也会流入李鸿章手中。后者相信，帝国的海防比另一侧边境上的某些山隘重要得多。

割让这么多领土虽然屈辱，但割地对象是日本，才是让中国人更为痛苦的事。被文明与中国迥异的欧洲国家打败已经够糟了，但眼见昔日模仿中国文化的“倭寇”击败大清帝国，无疑重重地打击了这个国家的自尊。

倭仁在1867年发表的看法是绝对正确的：即便技术专家政治如此狭隘而有限，它也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国封闭的文化本质。最终，幕府里一定会发展出独立的专业精神。这种精神蔑视引经据典的儒生，渴望扩展自己的专业知识。19世纪晚期的文官里，成长起两类领袖：一类是经营20世纪早期铁路和钢厂的技术官僚群体，一类是后来发展为20世纪第一批军阀的军事家。因此，李鸿章的幕府发展成后来袁世凯统领的北洋陆军督练处。清朝覆灭后，这股势力继续为袁世凯所用。

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我中国孱卧于群雄之间，鼾寝于火薪之上。

康有为由此得出结论：平等是理想社会的科学基础。他认为，任何人都没有资格高人一等。因此，康有为在“仁”的名义下，驳斥了维护从属关系的正统儒家等级价值观，并大胆宣称，“义”和“礼”是歪曲孔子思想的人编造出来的，以确保父权家庭与政府权威的惯例。

中国之俗，尊君卑臣，重男轻女，崇良抑贱，所谓义也……习俗既定以为义理，至于今日，臣下跪服畏威而不敢言，妇人卑抑不学而无所识，臣妇之道，抑之极矣。此恐非义理之至也，亦风气使然耳。

中国的政治哲学家中，康有为第一个认为正统儒家思想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阶级思维方式。在他看来，所有诸如孝顺和忠诚之类的美德，都是中国人眼中维持文明社会，区分人与牲畜、文明与野蛮，维护传统专制统治的工具。最终，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取决于文化革命。正因为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如此深入人心，所以仅仅依靠政治手段，是无法促成根本性改变的。1919年打破旧习的“五四运动”比1912年推翻帝国政府之举更具革命性意义。

《马关条约》大大改变了东亚势力均衡的局面。李鸿章早在跟日本人谈判之时，便料到这一结果。在谈判桌上做出的让步虽让李鸿章受尽同僚的指责，但他对中国的谈判能力早已不抱任何幻想。不过，随后他还是依靠其他大国——尤其是俄国——遏制了日本人的部分要求。

此次事件表明，欧洲各国已经虎视眈眈，要开始“争夺特权”。尼古拉沙皇立刻遣使抵达北京，要求在旅顺港和大连获得类似特权。法国要求租借南方的广州湾。意大利要求租借浙江的三门湾。英国不仅要求获得威海卫的海军要塞，还要求清廷承认其在长江流域的特权。一个要求紧跟着就会触发下一个要求。清廷的每一次让步，似乎都更激发了其他强国“瓜分中国”的欲望。面对猛攻，中国人毫无还手之力。不到一年，中国便主要以国家租赁的方式，被列强瓜分完毕。这些租借地不仅由外国官员管理，被外国投资者剥削，维持治安的也是外国军队。

政者民之事而君办之者也，非君之事而民办之者也。

慈禧也迅速行动起来。把最信任的官员召到颐和园，告知他们自己的计划后，慈禧匆匆赶回紫禁城，怒斥皇帝：“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接着，她又从孝道上继续向外甥施压：“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光绪被慈禧的怒气彻底击溃，任由自己被她的太监们带走，软禁在了颐和园昆明湖的一座湖心岛中。接着，慈禧宣布皇帝抱恙，由她代理朝政。

清政府对维新运动的反应，很快发展成普遍的排外主义，继而成了全盘否定西化。不仅慈禧和她的心腹们有这种感觉，比他们更宽容变法的官员们也开始相信，采纳外国那套方式的中国人在背叛传统的政治秩序。例如，翁同龢就将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视为“豺狼满京城”，并认为轮船和铁路会破坏天命，引起一连串自然灾害。1875年起，帝国部分地区每年都要饱受旱灾或洪灾之苦，山东等几个省份还不断爆发饥荒。

和弥勒佛降世的预言不同，这些凶兆都十分具体地跟在华外国人联系了起来。僧人们预言，只要停止使用洋煤油来点灯，就能得到救赎。风水师指责天津和北京之间的铁路和电话线，是导致气候异常的罪魁祸首。于是，信以为真的人开始破坏铁路枕木，砍倒电线杆，作为对这些警示的回应。与此同时，其他人暗示符咒可以“挡住外国人的枪炮”。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开始练习一模一样的少林拳和八卦拳。据说，这些拳法能帮助他们释放出“气”，让他们拥有能抵挡外国人子弹的神奇力量。

政府每次被迫对帝国主义者们让步，汉人们都越来越肯定，朝廷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己的统治，即便是国家主权也能拱手让人。

她对朝臣们坦言，即便无法完全相信拳民们的神功，她也知道他们代表着民众的爱国热情。传统武器已经不能保卫她的王国。除了民众的意愿和思想，她还能依赖什么呢？

6月17日，端亲王呈给她一份外国人的照会。这是一份要求慈禧立刻归政光绪皇帝的最后通牒，同时，列强也表示有意将中国变成一个在军事和金融上都受其保护的国家。这份照会虽然有可能是端亲王伪造的，但两天后联军占领大沽口的消息传到朝中时，又似乎证实了这条照会的真实性。因此，6月21日，皇太后正式向列强宣战。虽然依然无法确定中国是否能赢得这样一场战争，但她认为，至少自己的王朝和这个国家，应该奋起反击。

自上次外国军队占领首都到现在，已过去四十年。此刻，人们又有足够的理由，担心起王朝的存亡。然而，与之前一样，大国间的猜忌再次让中国免于分裂。英国和日本最不信任俄国。因为俄国远东军司令官阿莱克塞夫曾利用这些暴乱占领中国东三省，还准备将满洲变成沙皇的附庸国。虽然俄国人直到1905年被日本打败时才退出满洲，但英日联盟至少让中国免于被吞并。因此，和李鸿章谈判的列强最终敲定了一份仍然维持大清统治的协议。

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提出：中国就义和团事件公开道歉；拆除大沽口到北京之间的所有防御工事；包括端亲王在内的九位高官，有的处决、有的流放、有的被下令自裁；宣判一百一十九位支持义和团运动的地方官员有罪；赔款（加上利息）九亿八千两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白银（七千三百八十八万两千七百零七美元）。中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些要求，同时迫于西方的外交压力，开始在政府中推行西化政策。

初衷和结果之间的差异并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一个革命政权必须为自己植入新的历史根源，以实现合法化。因此，对革命动机的阐释，其实就是个关系到其政治存亡的问题。这点在中国尤其如此。1911年，帝国政府垮台不仅牵涉到整个政治秩序的崩塌，还包括支撑该秩序的古典传统的崩塌。因此，继任的政府必须要创造一套新的过去与一套新的历史，以确立自己的统治。所以，当务之急就是由类似“国父”孙中山一样的果敢领袖，建立起一个能流传后世的革命政权。

在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运动中，尽管孙中山最高领导的地位毋庸置疑，但正如上述矛盾现象所示，说他在辛亥革命中具有同样的权威，则与事实严重不符。甚至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说明，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并非一场连续的、计划周详的政变，而应该被看作各省脱离帝国掌控的系列活动。因此，这一系列为了回应内忧外患，始于19世纪50年代的活动发展到最高潮，便是旧秩序的崩塌。这些活动包括：地方武装的发展、乡村经理阶层的兴起、士绅进入地方政府等。激进的知识分子从意识形态上激发了革命，而不论最终多么失败的革命起义，作为重大社会动乱的体现，都是重要的。不过，王朝的灭亡其实是晚清最后五十年统治中，新精英阶层的杰作。事实上，正是1901年后王朝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教育方面进行的改革，极具讽刺意味地加快了精英阶层政治觉醒的过程。而且，与其说这些改革有利于孙中山等激进分子的活动，不如说它们更多地加速了王朝的覆灭。

从那时候起，满洲精英的种族认同感已经丧失大半，内忧外患也证明了八旗军的无用。然而，尽管朝廷失去了一种制衡汉人的重要武器，其自身的汉化却赢得了儒家文官们在文化上的忠诚。

中国人认为，日本之所以能成功，大半都是有国会这类看来能有效动员公民、调和意见，使明治天皇和他的臣民能上下一心、团结一致的公共机构。因此，1905年7月，皇太后宣布设立考察政治馆，将西方政体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蓝本加以学习。十三个月后，朝廷宣布支持根本性的体制改革，于1907年8月成立仿行立宪委员会。全国各地的官员热烈回应，纷纷向北京递送奏折，支持立宪会议。不到一个月，朝廷向全国郑重承诺，一定会建起制宪大会。终于，1908年8月，朝廷颁布诏令，宣布立刻筹组地方自治局，计划在1909年建立咨议局，1910年建立资政院，1917年建立真正的国会。

流亡东京或潜藏在上海的年轻学生们因为远离中国农民阶级，绝望地意识到他们需要与大众靠得更近。成为革命者的过程中，新一代疏离的知识分子们切断了与传统根基的联系。因此，他们心中升起一种回归大众、切实地接触农民阶层的动力。

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不仅四分五裂，还出现了战略混乱的情况。此外，一系列失败的起义和并不协调的政变也让它踟蹰不前。事实上，一些更鲁莽的成员开始认为一致行动毫无意义。于是，汪精卫之类的人转向了徒劳的恐怖主义活动。尽管炸弹袭击和暗杀者的子弹动摇了民众对朝廷的信心，但最终挑起革命的活动却来自其他地区，还伴随着立宪派的煽风点火、地方上的保路运动以及与王朝日益分离的军队等，都在1911年秋发展到了关键时刻。

他们虽然将此次计划告知了同盟会，后者却认为它并不成熟。因此，1911年10月9日，当反叛者们在汉口的秘密总部不慎引爆了一个小炸弹时，并没有同盟会的成员在场。但当时就在附近的警察却从房屋废墟中找到策划者名单。革命者们立刻意识到组织和自己都岌岌可危，于是决定当天夜里就发动武装起义。可他们没能及时通知士兵。因此，第二天，几名领袖就突然被总督瑞澄的军警逮捕。警卫们大肆搜捕嫌疑人，甚至把一些士兵拖到了练兵场上。随着气氛越来越恐怖，当天夜里，即1911年10月10日，受命保护武汉军火库的正目熊秉坤与一位可疑的军官在工程兵第八营中发生争执。熊秉坤虽然并非最初密谋起义的人之一，却射杀了那名军官，并煽动自己的士兵起义。随着其他起义队伍的加入，他们很快攻下武汉军械库，并迫使黎元洪领导起义。

如今，控制土地登记、保存税簿、管理地方自治局、将乡村民团变为私人武装欺压佃农、惩罚债务人的，正是这些经理人。这个心胸狭窄的阶层并没有乡绅的骄傲，个中成员不过是一群凌驾于农民之上、充满阶级仇恨的寄生虫。这些下层地主有朝一日需要共产主义者的庇护时，就会无须任何中介机构，直接求助于军阀。于是，被视为一个高潮的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士绅最后的演变和消亡。

其实，旧秩序只留下一项完整的遗产，即对新秩序的承诺。帝国的天命曾是上天的恩赐，但用《尚书》中的话来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混乱之中，一股新的潮流涌向北京。然而，还无人能为其命名。涌来的或许是无产阶级，或许是武装农民。要定义人民，并决定如何调动其力量，是未来革命的任务。直到迎来他们的时代，中国才能获得真正的统一，革命也才能延续永恒的天命。